中医药传统知识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创造的、世代相传并持续发展的，在维护健康以及预防、诊断、改善或治疗身心疾病方面使用的各种以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理论、信仰和经验为基础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的总和，是具有现实或潜在社会经济价值的医药卫生知识。中医药传统知识的范畴，包括了以学校、各级医疗机构、家族、师徒授受、学术流派、中医药老字号企业、特定地区（民族聚集地、村落等）等传承发展的医疗技术、医疗器具、经验方、中药炮制、制剂、生命与疾病观等。中医药传统知识既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贵的原创知识产权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明确提出了：“国家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随着对传统知识价值认识的深入，传统知识保护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讨论的热点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和财富，必须切实加强保护工作，守护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此次赴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提出加快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的建议。

他表示，传统知识面临着如下问题：传统知识面临着变异和流失的威胁；传统知识遭遇“不当占有”和“不当使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不能满足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作用。

“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促进人们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中医药，并对产生的技术成果申请专利保护。然而，现行制度只能基于对传统知识利用而产生的新成果的下游部分保护，‘顾尾不顾首’，而作为现行的传统知识的上游部分，即源头，没有得到保护。因此，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应是知识全部，需要‘从头至尾’的整体保护，才能从根本上阻断对中医药传统知识形形色色的‘不当占有’。”张伯礼表示，否则，中医药传统知识将会遭到滥用、破坏，最后会源头枯竭，成为无源之水。

“总体来说，我国在传统知识保护上还相对滞后，与我国传统知识保有大国的地位不相符。现阶段在战略性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同时，依据国际有关传统知识谈判的初步共识，结合我国现状，探索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已迫在眉睫。”张伯礼呼吁。

针对上述情况，张伯礼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第一，尽快制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建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为基础，加快制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作为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的核心，对中医药传统知识实施法律保护以制止对中医药的不当占有和滥用，为实现对传统知识的尊重、保存、承认价值与惠益分享提供保障。

第二，尽快发布“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建立保护名录是一种国际承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可用以主张知识产权权利的文件，也是在国内、国际解决“保护什么”和“如何维权”的一项重要措施，并有利于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谈判中争取国际话语权。建议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尽快完善发布相关通知。

第三，尽快设立“中医药传统知识管理委员会”。尽快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管理委员会”，作为中医药传统知识的集体管理组织，具体承担中医药传统知识被不当占有和不当使用的监督管理、纠纷处理等义务，并行使相应的权利；开展中医药传统知识调研、立档工作，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技术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中心和分中心机构，形成一支致力于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专业人才队伍，为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构筑起长效机制。

第四，建立中医药进出口商品的海关编码制度。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分类与知识编码（包括中国海关有关中医药产品出口的海关编码体系），为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分类和国际化编码提供基础。

第五，建立中药材和特定技术的出口审核登记制度。制定中医药技术保密管理规定，抓紧收集、整理中药方剂、炮制等未公开技术的抢救工作，明确其保密范围、保密方式、解密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规定，防止特定中医药炮制技术和品种流失。

第六，建立传统医药特有标志和符号的目录。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中医管理局及相关部委共同制定中医药特有标志、符号目录，制止任何人未经许可将其以企业名称登记、商标注册等方式据为私有或贬损使用。

第七，规范外商在华投资设立中药企业的审批和监管。研究制定有步骤、有限制、分阶段地许可外资进入中医药企业的规定。（梓涵 张芸帆）